作者介绍：童明，原名刘军，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职教授, 本校杰出教授（University Outstanding Professor），美国学术期刊《东西方思想》（JET）编委, 国内 《中国翻译》和《外国文学》的编委；现任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杭师大木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尼采式转折(下) ：
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
3. 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悲剧之死
悲剧诞生、悲剧之死、悲剧再生：是《悲剧的诞生》的三部曲。其中，这悲剧之死，由苏格拉底倾向所致。
《悲剧的诞生》写于1870年，发表于1872年。1871年，这本书正式发表之前，尼采已经等不及了，自费在巴塞尔出版了书稿，取名为《苏格拉底和希腊悲剧》。这个书名透漏了尼采的意图：《悲剧的诞生》为了思辨苏格拉底的哲学而写。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这本书不仅对文学史重要，对思想史更重要。
苏格拉底的哲学主张“乐观”似乎没有错。不过他这个乐观是假的，是用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推理出来的。这样，他狡猾地回避了生存的悲观。他的 “快乐” (cheerfulness) 不是由酒神生命涌出的快乐(joy)，缺少了生命的底蕴。正如当今一类人大谈正能量，却害怕生命的真相，以至于沦落到悲观不起的地步。苏格拉底是这些人的鼻祖，是这类倾向的象征。苏格拉底先生因为惧怕酒神生命，用二元对立的推理谋杀了希腊悲剧。尼采说：“乐观的辩证法以逻辑三段法施虐，将音乐从悲剧中驱除”（Birth，92页）。
尼采回到希腊，关心的是现代文化和思想史的走向。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却没有用他的二元对立辨证法否定他。尼采也不否定苏格拉底代表的逻辑思维，而是用修辞法表示：悲剧精神如果再生，需要苏格拉底式的理性服从酒神音乐代表的生命艺术。《悲剧的诞生》可归结于一句话：悲剧若要再生，思想史若要振奋产生新力量，取决于苏格拉底是否能实践音乐。“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Practicemusic, Socrates)。这当然是修辞的比喻，因为苏格拉底早就死了。
“苏格拉底”已成为转喻。尼采直呼其名号，意指他和柏拉图师徒代表的西方理性传统，意在指出延续这个传统的现代价值体系的问题所在。
尼采把悲剧之死和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联系在一起时，目标还是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并列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如果读者仔细，会注意到尼采并没有被悲剧之死的责任归于欧里庇得斯，尼采重复了古希腊流传的一个说法：在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竞争中，苏格拉底曾设法影响欧里庇得斯，使他写的悲剧去遵照逻辑理性，从而背离了酒神生命力。这种说法符合一个事实：苏格拉底当时对一部分雅典青年有很大的诱惑力。一些希腊人当时以“危害青年人思想”的罪名审判苏格拉底。当希腊用投票简单多数这种幼稚的民主方式判他死刑时，苏格拉底选择服从这不公正的判决，更使他成为许多青年眼中的英雄。曾经写悲剧的柏拉图是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销毁了自己的悲剧作品。
尼采提及苏格拉底对欧里庇得斯的影响，却对柏拉图对话里的一件事一笔带过，大概是因为那件事已经众所周知。其实，重提此事很是要紧：《理想国》第十章里，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口，指责以荷马为代表的悲剧诗人，彻底否定了诗和悲剧，判了悲剧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对人类民主发展史来说是个冤案。而悲剧之死，就整个人类精神史而言又是一个冤案。尼采之前，很少有人注意悲剧之死的冤案。此案积压过久，也冤情重大。
当代许多人想当然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古希腊文化（Hellenism)典型代表。殊不知，事情恰恰相反。古希腊文化之精髓是悲剧；苏格拉底导致悲剧之死，是反希腊文化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悲剧时代，希腊人的美学智慧和他们博大的生命观相辅相成；神话、悲剧、哲学 (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并存。酒神节期间，雅典的名人望族看完悲剧之后设酒宴庆贺，席间，智者高人谈论悲剧引起的话题，娓娓道来就是哲学。可见美学为主、哲学为辅是当时的风气。柏拉图的《宴饮篇》(The Symposium) 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当时在座饮酒者众多，论道的高手有七位，苏格拉底是其中之一。
反酒神精神的苏格拉底在希腊出现似乎是命数。受他的影响，柏拉图否定了艺术和悲剧，在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理性体系。
因为这套体系的方法是二元对立的辨证法，美学和哲学被割裂，相互对立。
不仅如此，现象和本质对立，知识和解释对立，理性和艺术对立，灵魂和肉体对立，真理和生命对立，如此等等的二元对立，用以推演理性、生成知识，延续西方价值体系两千多年，虽然逐渐失灵，却并没有寿终，而是以理性、本体、人类中心、进步的等现代价值继续其影响至今。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建立的是一种辩证唯心哲学。我们国人如今也已习惯于排斥唯心而认可辩证。这一排斥一认可，无意间已经视艺术和理性为对立的两端。我们暂不去追究为什么会这样, 不妨重新思考何为“唯心”。
人类的愿望、欲念借助于想象和抽象的能力来表达，这也是“唯心”, 是人的美学本能，艺术中的“虚设”（fiction）。举一例：济慈在1819年4月二十三岁的时候写下《夜莺颂》。诗里，那只但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鸟代表不死，与济慈感觉到即将来临的死亡形成对照。博尔赫斯曾说，济慈听到的夜莺就是奥维德（Ovid, 43 BC-17AD）和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笔下咏颂永恒的夜莺。奥维德、莎士比亚、济慈都不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济慈听到奥维德和莎士比亚的夜莺当然是指概念上的夜莺，不是一只具体的夜莺。此种“唯心”不难欣赏。如果我们把虚拟的夜莺看成了实的夜莺，岂不是忘记了艺术的常识？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 “唯心”，在于他们看重概念，而且想象出一个由概念构成的世界。如果他们像济慈或博尔赫斯那样理解，其“唯心”也就诗意盎然。无奈师徒二人热衷“真理”，对诗意毫无兴趣，使尽浑身解数，要把虚的说成实的，把想象的世界说成是唯一“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 并借此否定一切艺术。他们的错, 恰恰错在于忘记了适当的 “唯心”是人的美学本能，正是他们所否定的。
《理想国》第十章里，苏格拉底这样说（柏拉图这样写）：“桌子的概念” 是 “真实的世界”里的“原件”（original），具体的桌子只是对 “原件” 的 “模仿” (imitation)。
重复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重点：“桌子的概念” 是 “原件”，“原件” 是 “真理”(truth)，真理存在在“真实世界”（充满抽象概念和纯粹形式的世界）里，所以这些“原件”或真理是上帝创造的。
何为 “知识” (knowledge)？ “知道” (know) “真理” 的意思；拥有 “知识” 也就拥有 “真理”。
谁占有 “真理”？圣人、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柏拉图以后，神学家、科学家、理论家也算在此列。
根据苏格拉底的理性，依照 “桌子的概念” 做出桌子的木匠是 “模仿者” (imitator)。“模仿者” 不拥有 “知识” 和 “真理”，他只配 “解释” 什么是 “真理”，而 “解释” 和 “模仿” 都低于 “知识”。
做桌子的木匠已经与 “真理”（“桌子的概念”）有一段距离，照着木匠的桌子画桌子的画家，是对模仿的模仿，离 “真理” 更远。
谁是 “模仿者”？艺术家、诗人、悲剧作家，例如荷马。《理想国》第十章里点名否定了荷马。
我们在还没有完全被苏格拉底、柏拉图搞糊涂之前，应该还记得：“桌子的概念”是“真实世界” 里的 “原件” 这件事，原本就是虚设，像济慈的抽象的夜莺一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虚的说成真的，把实的 (桌子)说成假的。
“桌子的概念”只是概念世界中的一例。概念世界是“真理” 和 “知识” 的所在之地，所以是 “真实世界”。如何确认这是“真实世界”？因为这是 “上帝” 的管辖区。何以见得？别问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是裁判和法官）这样说了。
听苏格拉底推理就像乘过山车。你越是晕，越觉得他高深莫测。这魔咒名曰：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又称：辩证法 (dialectical reason)。
辩证法无视人们对一件事有多种感知，而是将事物一分为二，预设出优劣、好坏、善恶、真假。因为我们使用语言时习惯二分法，所以辩证法听起来头头是道。
试用苏柏二人的例子来驳他们的二分法。问：为什么做桌子的木匠、画桌子的画家只是模仿者？难道他们不掌握桌子的概念，不是 “知识” 和 “真理” 的拥有者？
苏格拉底会答：因为他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不是哲人，哲人才能掌握真理 …… 如此等等。
掌握辩证推理的苏格拉底说了算，不会让你赢。记得卡夫卡后来说：“所谓善，那是法律说了算”。可以想见，卡夫卡不会招苏格拉底喜欢。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二元对立的直接原因，是借此否定古希腊的悲剧文化。《理想国》第十章的篇首，苏格拉底对格劳孔 (Glaucon) 的一段话，欲致悲剧和艺术于死地，其意图昭然若揭。因为这段话写在开始，初读时我们不明白他的 “模仿”、“模仿族”、“原件”、“知识” 的所指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词汇，也就明白他的意思。
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 我们拒绝承认模仿式的诗，那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你不会在悲剧作家和其他的模仿族那里谴责我，所以我私下告诉你，一切诗意的模仿对听众的理解都是有害的，除非他们拥有代表原件之实质的知识，那才可以抵制模仿”（Plato，30页）。
已经预设了理性为优、艺术为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要否定荷马这样最受希腊人敬仰的诗人。他们怎么证明荷马不是 “真理” 和 “知识” 的拥有者呢？老办法：师徒设定政治高于艺术的二元对立，然后说荷马没有从政的经验。有时候，这种辩证法可以把无理说成有理。荷马因此而蒙冤，悲剧因此而冤死。
苏格拉底式对话是二元对立辩证法的实例。换言之，苏格拉底式对话是并非对话的对话。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人，只有插话表示同意的作用。法国哲学家皮尔·哈多特 (Pierre Hadot)说：“在‘苏格拉底式’对话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人什么也学不到，苏格拉底也不想教他任何东西”（Hadot, 89页）。据说，当时的雅典人常见苏格拉底独自站在街头，仰首皓天，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好像在索取上天的真理。如果有人不慎向他提问，那算倒霉，只好忍受苏格拉底的 “对话”了。
“唯心” 也许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要害。要害是他们的 “唯心” 借助二元对立辩证法成为魔咒。
二元对立造成了后世脱离美学思维的知识观、真理观、主体观、世界观。西风东渐之故，现在即便在我们这里，实质和现象、唯物和唯心（心与物）、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等等二元对立也成了思维习惯。人们会认为 “知识” 要比 “解释” 可信。冠以理性、科学、真理之名的理论让人放心，对理性、科学、真理的任何质疑让人心生恐惧。苏格拉底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徘徊。
尼采对西方历史思辩的一个要点，是他指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用辩证法推广的 “真实世界” 后来成了西方的最高价值，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才意识到这些最高价值已自我贬值。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用一页纸归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一段谬误的历史，题为：“真实世界最后怎样成了迷思”（”How the Real World atLast Became a Myth” 。见 Twilight of the Idols, 40－41页）。我们不妨把那一页纸上的话做些有创意的延伸，写在这里：
什么是“真实世界”？最初，据说是上帝统领的概念世界。由此演变，“真实世界”是真理的发源地，超验意义 (transcendentalsignified) 之所在。超验的世界成了真的, 经验的世界反而成了假的。
“真实世界”为基督教道德传统所用，成为“天国”。“天国” 被说成是真的，今生今世就成了假的。
最初，据说只有少数德高望重的智者可以进入“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以后，“真实世界”也向各种相信“真理” 的人们开放，于是，信众成千上万，口称阿门，高呼万岁。
“真实世界”可以是真理的圣地、宗教的天国、道德的净土。无论是哪种情形，信众个个乐观（至少是不承认悲观），因为他们共享的辩证法提供了真理级的知识。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举了一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命题：“美德就是知识；人有罪出自无知；有美德的人是幸福的” (Birth, 91页)。这个命题不仅适用于教徒，也适用于信仰现代乌托邦者。例如，十九世纪，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现代乌托邦社会，就是从欧洲启蒙运动借来这个命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称他是“唯一有教于我的心理学家”）一眼看穿这个命题的虚伪，在《地下室手记》中予以驳斥。
辩证法提供乐观有什么不对？那种乐观，类似吗啡、鸦片或迷幻剂提供的乐观。通过二元对立的虚设，“真实世界”的信徒可以回避生存根本之悲观。辩证法使他们乐观，可以有 “理由” 不理睬生存的真相，不理睬生存中的真实人性。
根据苏格拉底命题，“真实世界” 的信徒们只需要一句话对付质疑他们的人：你们的悲观是无知所致。他们的意思是: 我们对他们的真理、真实世界无知。
什么是 “真实世界”？一个否定生命真相的谎言，一个被大师和信徒奉为“真理”的谎言。无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起初的愿望如何，他们的 “真实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代表的是弱者的愿望，是放弃生命意志的奴隶价值。
4. “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尼采转折的符号
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对于思辨都是必要的，但苏格拉底的人格代表了两者的分离。
逻辑思维确有价值，但是苏格拉底把逻辑的作用无比夸大。苏格拉底言之凿凿：只要循因果逻辑思考，便可探明万物本质，抵达生命最终的奥秘，由此获得的知识和真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苏格拉底还说，凭借逻辑、知识、真理可以排除对生存的悲观。他在等待毒药之时，却也难免对死亡的恐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将只要逻辑不要艺术的人通称为“理论家”，称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凭借着可以探明万物本质的信念，认为知识和认知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断言谬误为罪恶之源”（Birth, 97页）。
苏格拉底为 “乐观” 放弃了什么？放弃了整个酒神生命观和美学智慧。虽然真正的哲学家、科学家不会放弃酒神生命观和智慧，但是苏格拉底的人格毕竟变成西方哲学的范式，成为以现代科学观为标志的价值体系的象征。尼采质疑苏格拉底，挑战的是两千多年历史的哲学传统和西方科学、真理观的基础。对尼采式转折的接受和理解，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德国学术界先以冰冷的沉默来抵制，然后有人谴责尼采违背了学术传统。接下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地位也受到影响。现代的苏格拉底比起古代的苏格拉底来，更有体制赋予的优势和权力（参见伊沃·弗伦策尔所著《尼采》第57－60页）。
后来，希特勒利用尼采那件事，和希特勒有关，和尼采思想、酒神精神无关。纳粹首先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而尼采从来不是激情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种族主义者。此外，希特勒信奉的是按照自己逻辑推理的所谓“科学”，信奉压迫别人的权力，和生命意志之力何干？但是，希特勒却给了本来就排斥尼采的一些人以借口，于是他们也照着样子，用不是尼采思想的话解释尼采。这件事不是我们的重点，一笔略过即可。
尼采逝世之后，二十世纪有过好几波尼采引起的思潮。他的影响先是见于先锋派文学家和诗人的字句。这些亲近酒神精神的艺术家（其中包括鲁迅先生），在尼采那里感觉到创新的生命之力，受到尼采的鼓舞，个个成就了自己的风格，尼采也就成了现代主义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为了在现象学的困境中另辟新径，借尼采的力来质疑整个形上哲学传统。尼采因此和“存在” 扯上关系。之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哲学对尼采做了一次充满人道激情的阐释，但是，存在主义与尼采的智慧相比显得幼稚而且生涩。比如，存在哲学以肯定个人来肯定存在，其个体观明显缺乏了对生命“穿越”的思考。勇气有几分，叛逆也有几分，却少了些快乐的智慧。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欧洲 (尤其是法国) 出现新尼采思潮。这一次的新知新论引用尼采，为重新思辨知识、真理、主体、语言乃至人的状况佐证，使尼采的智慧更完整浮现，也促成了后结构、后现代的理论。比如，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借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思辨之力），指出二元对立是西方历史上一系列结构的逻辑基础。语言在形成 “真理”和 “主体” 过程中的作用，也成为思辨的焦点。这种种“理论”（遗憾的是，正是尼采所不屑的 “理论” 一词），若视为美学尝试，则如春日踏青所见，赤橙黄绿青蓝紫，气象万千。当代理论在尼采之后的一百多年，揭示了尼采式转折的真正涵义。
以后见之明来看，《悲剧的诞生》关心的不仅是文学史，而是西方乃至人类的精神史；尼采以希腊悲剧问题为契机，旨在革新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并以此重新评估体系化的现代价值。
贝多芬手稿: Sonata Op.111 in C minor
《悲剧的诞生》最令人啧啧称奇之处，是尼采指出苏格拉底倾向的问题之后，却把“苏格拉底” 这个符号加以修辞改造，改为“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 (music-practicingSocrates)，以此代表他所期待的历史性转折。仅此一点，足见其智慧。
尼采说，苏格拉底的人格所代表的反酒神倾向，在苏格拉底之前就有，“只是在他身上有特别夸大的表现”（92页）。然后，笔锋一转，问：“在苏格拉底主义和艺术之间难道必然是对立，‘艺术性的苏格拉底’ 的产生就全然是自相矛盾？”(92页) 换言之，难道理性和艺术一定对立？哲学和诗必然分割？
尼采先于二十世纪的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学提出，但凡概念，皆为喻说组成的概念（metaphor-concept），而新概念是旧概念的更新，也是喻说的更新。如果逻辑和艺术（理性和美学）融为一体的思维才是完整，而这样的思维被苏格拉底辩证法所割裂，那么，为了使理性思维和美学思维重归一体，还应该保留“苏格拉底” 这个符号，留取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喻说涵义。
尼采在关于苏格拉底的传说中找到一个故事，说明苏格拉底的人格中也留有酒神音乐的倾向。据说，苏格拉底对自己专横的逻辑思想，时时感觉一种欠缺。他在狱中告诉朋友，说夜里常梦见神灵向他讲同一句话：“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 于是，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创作了一首阿波罗颂歌，还将一些伊索寓言写成诗体。
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轻似耳语的话，是苏格拉底的美学本能给他的启示。尼采借此要提出什么启示？也许是：哲学家、科学家本来就是艺术家，本来就有美学本能；苏格拉底是忘记了他的艺术本能才会谴责酒神音乐。
沿用尼采的用语，暂且称那些忘记艺术的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家为 “理论家”，那么，“理论家” 和 “艺术家” 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理论家”用理性的方法揭开了眼前事物的真相，为自己揭示真相的能力而快乐。然而，“每当真相被揭示时，艺术家总是以更大的兴趣注视真相被揭示之后仍然没有被揭开的那一部分”（Birth,94页）。
酒神音乐带给我们默默的验证：我们对生命神秘的种种感受，并非逻辑所获得的因果可概括。白日里站在雅典街头滔滔不绝的苏格拉底对他的辩证逻辑信心百倍，在梦中却察觉到逻辑思维的局限。梦里，神灵提醒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呀，你忘记音乐的快乐了吗？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
科学家、哲学家也应该是艺术家。华兹华斯曾写过：“诗是一切知识的呼吸和精致的灵魂；诗的激情表现是一切科学的面孔”（Poetry is the breath and finer spirit of allKnowledge; it is the impassioned expression which is the countenance of allScience）。
现代的苏格拉底们，别忘了音乐，别忘了美学智慧！
辩证法对事物做单向的、绝对的判断，而美学智慧是双重、双向、多重、多向的思维，这也是真理意志和强力意志（生命意志）的不同。
德勒兹著《尼采和哲学》封面
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开宗明义，一句话概括尼采对现代哲学的贡献：“尼采做的最基本的事，是把感知和价值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sense and value）引入哲学”(1页)。所谓 “感知概念”，指有各种“力”（forces）影响我们对事物做不同解读和表达，因而对人们同一件事的 “感知” (senses)不同。所谓 “价值概念”，指评价事物时已经有一种价值是评价的基础，那么这种价值如何产生也必须思考。没有感知概念和价值的概念，哲学的思辨就不可能进行。
在尼采的意义上，也是更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辩证的单向思维不算真正的思辨。
柏拉图以降的哲学传统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尼采改变了提问的方式，问：哪一种真理？哪一种知识？
换言之，感知和价值的概念，也就是用 “变换视角的思辨” (perspectivism) 思考知识、真理，把思辨和多元变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尼采把虚无主义也分成好几类。其中，一类虚无使人生命意志消退，比如柏拉图的“真实世界” 和基督教的 “天国”；另一类虚无，如同战士养息的阶段，反而使生命意志增强，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了许多。
实践音乐家，苏格拉底！这何尝不是尼采在提倡文风。当哲人是诗人、诗人是哲人时，逻辑思维和修辞思维重归一体，也就终止了苏格拉底以来将美学和哲学对立的传统。
把尼采的文字当作散文读，感觉清风拂面，返朴归真，绝无炫耀学问硬把短话拉长了的空论。尼采也知道思辩离不开逻辑，但是只有逻辑的思维生命力减弱；在他的文字里, 感官的直观同理性的抽象融合。他用 “永恒的女性” 比喻男性哲学家对生命原则锲而不舍的追寻，以疯人提灯笼在市场打听上帝的下落, 如此等等，都是把哲学文学化、讽喻化。读尼采，需要文学式的细读。
尼采常用箴言体 (aphorisms)，以短篇为单位，片断积累、衔接之后形成规模。有人说：尼采的每段箴言犹如一支剑，尼采的一本书好比装满了剑的剑筒，张弓射箭的尼采岂不是武士的英姿。不过，尼采自己在《偶像的黄昏》里说：他拿的是一只钢琴的调音器，把历史偶像一个个排开，有步骤敲击在各个要点上，就听出旋律来了。这也是实践音乐的方法。
相比之下，后来的理论家有一个通病：他们朝着尼采式转折的方向走，却多半不能脱离理性哲学传统的语言。德勒兹说得准确：“现代哲学显然是托了尼采的福才得以发展。但是，也许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1页）。
哲学家要成为诗人，先要克服自己身上 “理论家” 的某些习惯。尼采提到求知欲时说：没有节制的求知欲如同对知识的仇恨一样，会导致野蛮（见《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第一章第2节）。他又说，没有节制的求知欲（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欲）对人是一种麻醉（见 Birth, 第 18节）。反对无节制的求知欲、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因为那种知识束缚创造力和美学智慧。可以这样翻译尼采的意思：有时候，博学是可耻的。
5. 酒神的现代启示录：人、真理、主体、历史
有人说，《悲剧的诞生》之后的尼采看重科学和理性，放弃了《悲剧的诞生》中的观点。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尼采在第一本书里，已经从美学智慧出发重新思考科学和理性，以后一直如此。1886年，《悲剧的诞生》的十四年之后，尼采写了《自我批评的尝试》一文。文中他为自己青年时的写法略表歉意。这并非故作谦虚，因为任何认真诚恳的作家回顾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都会看到其中的粗糙。但是，更成熟的尼采没有否定早期的基本观点，而是以更简明的语言肯定了《悲剧的诞生》的价值。尼采说，这本胆大的书敢于第一次提出：“须从艺术家的眼光观察科学，更须从生命的眼光观察艺术”(19页)。
尼采哲学不是一个体系，却有一个逻辑顺序：从生命的角度理解艺术，再从从艺术的角度思考科学、知识、真理。《悲剧的诞生》遵循的是这个顺序，以后尼采侧重科学和理性的著作亦然。我们知道：尼采说的生命包括酒神意义上的生命。质疑尼采放弃了《悲剧的诞生》命题的人是否在怀疑：酒神精神这么古老的话题会有很新的价值吗？
二十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尼采借希腊悲剧之力形成与众不同的思辨方式，他在一百年之后成为后现代理论的典范。《悲剧的诞生》里呼唤的历史转折已被公认是尼采式的转折，可见他看重的酒神精神并不是古代奇迹，而是创新的动力。尼采的哲学内容很丰富，对他影响当代思辨的几点我们归纳如下，作为酒神的现代启示录。
尼采哲学里有一个以酒神精神为底蕴的认识：这宇宙不是为人类专设的，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人创造的知识受人类的局限所限，人类不是认知的中心或认识论的本体。任何以人类为认知中心的人道主义（humanism as epistemology orhumanism as man-centered knowledge）大有问题。这个看法并不简单：它使“光明进步” 的现代体系即刻瓦解，因此它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关键论点。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其实也是建立在他阅读尼采的基础之上。
尼采这种观点看似轻蔑人类，却是人的最高尊严，看似寡情，却在悲观中含有对人类的大爱。引用尼采的话说，这其中的精神可唱而不可言(“Attempt at Self-Criticism,” 20页)，匆匆说起，随意提到，都会走样，只有在悲剧文化的前提之下才能表达它的力量和尊严。
《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话》这篇散文，从反对人类认知中心论出发揭示“真理”的来源，融合贯穿《悲剧的诞生.》的命题，玄妙之理，绵邈之情，尽在悠悠宇宙、茫茫人生的时空展开。
尼采这样开始：“很久以前，在分成无数个闪光的太阳系的宇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星球上聪明的动物创造了知识。那是‘世界历史’上最傲慢最虚假的一分钟，但仅仅是一分钟而已。自然界呼吸了几次之后，这个星球冷却凝固下来，那些聪明的动物只好灭绝”（“On Truth,”79页）。
尼采先站在了宇宙意志一边，反衬人类中心论的自大。然后借力使力，对人类创造的知识和真理的过程就说得非常透彻。他说，人的倾向是对自己和同类掩盖生存的真相，既骗自己又骗别人，知识其实是在这样倾向之下创造的（请参照苏格拉底怎样提出“知识”）。
此外，人以为用自己的词句就可以直达“事物本身”（thingin itself); 用“树” 或 tree 或arbor这个字，似乎就可触及 “树” 的本质。这种看法之荒谬，就像一只鸟飞过来向我们夸耀它掌握了世界的全部秘密。尼采因此揭了一切“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的底。当代思辨理论对 “能指”和 “所指”的顿悟，也是尼采之后的渐悟。
人的 “真理”，从自己的愿望出发，用人类的词句表达，看来很受局限。“什么是真理？…… 真理是我们已经忘记是幻觉的幻觉；是已经用旧了、了无生意的比喻”（84页）。当人们向“真理”效忠的时候，往往是向一个已经成了惯例的“谎言”效忠。
尼采式的启蒙是大学的启蒙，研究院的启蒙。有些大师接触到尼采惊惶失措，急忙遮住别人的眼目，口中念念有辞：“非‘理’莫视，非‘理’莫听”，生怕主张美学智慧（或任何对理性传统的批评和思辨）会造成“非理性” 的混乱局面。
哈伯默斯（Habermas）是二次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界的首领之一，他就秉持此见。哈伯默斯认为，酒神精神会引起危险的非理性和美学倾向，以至扰乱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秩序和道德活动（Pearson引述, 见16页）。哈伯默斯对非理性的担心，听起来不无道理，像他这样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不过，其一，尼采并没有说不要理性，“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 才是尼采论述美学智慧的完整符号。其二，哈伯默斯应该注意：把理性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并不能避免野蛮。现代史最野蛮、最反人性的事件和现象，常常以理性为包装。理性，可以把不合理的合理化。法西斯独裁都有自己的理论和所谓理性。
至于哈伯默斯担心酒神精神会导致理性主体的瓦解，可以解释为他怕“翻船”。而尼采谈悲剧有一层意思，就是只有经历一次意识上的“翻船” 和忘我之后，“主体” 的问题才真正清楚。如前所论，能经历“个人原则” 的粉碎或理性主体的瓦解，才能把“主体” 的问题和酒神生命观联系起来。哈伯默斯理解的主体，还是笛卡尔的 ego sum cogito，而不是尼采的 ego fatum。进而，尼采的主体观主张 “我”有参与主体创造的自由。经过现代心理分析（尤其是拉康的理论）的探索，当代文论认为，关于“主体” 有若干的选择模式(subject positions)；个人和文明之间的矛盾，使得主体的选择说负有政治和美学双重意义。哈伯默斯也许没有想到他应该担心另一件事：现代世界的多数人其实害怕个人自由，准确说是害怕个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承担，因而选择向现存的秩序屈服，宁愿牺牲个人创造的自由。
尼采写《悲剧的诞生》，也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思辨。首先，他不赞同直线式进步的历史观。在尼采看来，“过去” 可理解为尚未获得形式的混沌，呈现酒神状态；“过去” 的意义错综复杂，因为人们对过去事件有不同的“感知”，有不同的 “力” 在较量，因此历史是多意义的。
有些人解释历史，为的是墨守陈规；有些人，为的是促生新事物。尼采解读古希腊的悲剧文化属于后者，他借希腊之力，质疑苏格拉底、柏拉图，质疑现代价值体系。但是，他所质疑的倾向，根深蒂固，顽固而不易改变。
尼采的叙述使酒神文化离我们近了，但酒神文化复兴的可能，未必就可以乐观。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时代，总有酒神精神存留在世，总有善于美学智慧的人。所谓“悲剧之死” 是比喻一个相对的局面。悲剧精神不死，正如生命意志不死。
参与历史创造的历史解读者，同时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他只有明悉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某种连接会造成某种可能的未来时，过去，才显出清晰的脸庞。解读历史，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对过去某些事件做因果关系的解释。历史可以被人误用，历史也可以被善用。误用或善用的标准是什么？尼采答：回忆过去，形成历史的标准是肯定生命。这个回答令人震撼，发人深省。它暗示一个道理，逆反了启蒙后的现代历史观：历史可以进步，但不是必然会进步。
解读历史者对现在人类状况要有清醒觉悟，他负有不重复恶缘循环的重任。
对当今时代的需要获得清醒的认识时候，历史的伟人可以显出逆反历史的 (unhistorical) 的胆识。他逆反历史的举措又恰好使他置身历史 (historical)。逆反历史实际上是忘记历史过重的那一部分负担，所以历史的艺术是逆反历史和置身历史、忘记和记忆之间的平衡。而掌握历史艺术的人，除了对“现在”的清醒之外，眼光是超越历史的 (suprahistorical)。他洞察世界历史的整体变化如同一盘棋局。置身历史、逆反历史、超越历史是三合一的健全历史思维，这是尼采《历史的使用和误用》一文的精要，当年尼采将它纳入论文集，统称《不合时宜的思考》。（参见“On the uses and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59－123页）
“现代” 这个词既指当下的趋势，又指新事物的创造。那么，“新” 的出现如果是不合时宜（逆反潮流）的想法，它是现代的，还是反现代的？尼采出自对现代人类问题的关切，他的想法新意盎然，他应该是真正的现代派；而他的新意又是逆反某种公认的现代趋势。尼采是现代，还是反现代？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也是这样的。
显而易见，对 “现代性” 的应答必然有好几种；各种的应答形成了“现代性赋格”，正是我这本书的标题。
下棋的天使（藏于美国杭廷顿图书馆）
顺着尼采的历史思维说下去：决定怎样置身历史，如何逆反历史，需要有超越历史，穿越时空的眼光，那也是酒神精神的启示。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下一些令人回味无穷的俳句式的片断。第52号片断提到：“Aion是个孩子在下棋”。 Aion 这个希腊词指时间概念，有两种译法：一是指人的一生，二是指世界时间。尼采视 Aion为世界时间，所以下棋的 “孩子” 可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掌握了世界原则和世界时间 (world principle; world-time) 的宙斯。尼采认为：赫拉克利特在看孩子们玩游戏时，“在想着伟大的世界之子宙斯”（Luckacher 引用, 7-9页）。
尼采曾说，有意义的人生，应该经历孩子－骆驼－吼狮－孩子的四变。最后这个孩子，聚集了儿童的纯真、骆驼的负重能力、吼狮的战斗性，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孩子。尼采本人，是个想再变孩子的哲学家。从他的作品看，尼采也是个会下棋的孩子Aion。
瞧这个孩子，凝神坐定，眼观千年为一格的棋盘，但见他眉头舒展，永恒的循环在转念之间完成，他轻移一子，从容应答 “现代”。
参考书目
Artistotle. Poetics (excerpt).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7. 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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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ze, Gilles.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3.
Hadot, Pierr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nold I. Davidson. Trans. Michael Chase.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95.
Luckacher, Ned. Time-Fetish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Eternal Recurrenc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1998.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in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Case of Wagn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7. 33-144.
_____.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3. 59-123.
_____. Twilight of the Idols in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Trans. R. J. Hollingdale.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2.
_____. “Attempt at a Self-Criticism” in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Case of Wagn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7. 17-27.
Pearson, Keith Ansell. How to Read Nietzsche. 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 2005.
Plato. Republic, Book X.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7. 30-38.
Zimmermann, Bernhard. Greek Tragedy: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German into English by Thomas Marier.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86.
伊沃·弗伦策尔著，张念东、凌素心译，《尼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尼采著，周国平译，《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年。
木心，《魏玛早春》。见《巴陇》。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227-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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